儒释道与中国茶文化（二）
儒释道与中国茶文化
陆羽《茶经》在“一之源”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分明是以茶示俭，以茶示廉，从而倡导一种茶人之德，也就是一种理想人格。儒家文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礼教及其“中庸之道”、“中和”哲学或‘中“的境界上。儒家茶人及其茶文化也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
茶之为物，最为高贵醇厚，而茶人茶事也须相应的纯洁平和。可以说在漫长的茶文化历史中，中庸之道及中和精神一直是儒家茶人自觉贯彻并追求的某种哲理境界和审美情趣；这在诸多的文化典籍如《尔雅》、《礼记》、《晏子春秋》、《华阳国志》、《桐君录》、《博物志》、《凡将篇》等内容中，都有所体现；而在《茶经》等茶文化专著中，也同样贯注了这种精神。
无论是斐汶的“其功致和“说，还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说，还是陆羽的”精行俭德“说，都有着中庸之道的深刻内涵。实际上，我们以上所讲儒家茶文化注重人格思想，所谓高雅、淡洁、雅志、廉俭等等，都是儒家茶人将中庸、和谐引入茶文化的前提准备，只有好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高度的个人修养才能导致社会的完美和谐。因此，儒家茶人认为饮茶可自省、审己，清醒看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等等，也都是中和思想的基本条件，它和"中和"原则组成了一条完整的思想逻辑链。通过饮茶，营造一个强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的空间，这简直是一种绝妙的想法，然而它却代表了儒家茶文化真实的理想。儒家是人世的，然而又是以一种平和、儒雅、谦恭的形象人世的，而茶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却比其他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更能具体而实在地造就这种精神和形象。这难道不能说明儒教茶文化真正能代表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吗?难道不能说明儒教茶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吗?
无庸讳言，儒家茶文化代表着一种中庸、和谐、积极人世的儒教精神，其间蕴含的宽容平和与绝不强加于人的心态，恰恰是人类的个体之间、社群之间、文化之间、宗教之间、种族之间、姓别之间、地域之间、语言之间、乃至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共存共生，这恰恰又正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宇宙伦理、社群伦理和人道原则。能以清茶一杯，体现这些原则，加强这些原则，这岂不是一幅儒学的天地中和境界吗?
刘贞亮提出的“以茶可行道”，实质上就是指中庸之道。因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终究是为“以茶行道”而开路的。在这里，儒家的逻辑理路是一贯的。不少茶文化学人都指出，陆羽的《茶经》就吸取了儒家的经典《易经》的“中”的思想，即便在他所制的器具上也有所反映。如煮茶的风炉，“风炉以钢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炉有三足，足间三窗，中有三格，它以“六分虚中”充分体现了《易经》“中”的基本原则。它是利用易学象数所严格规定的尺寸来实践其设计思想的。风炉一足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的铭文，同样显示出“中”的原则和儒家阴阳五行思想的揉合。坎、巽、离都是周易八卦的卦名。八卦中，坎代表水，巽代表风，离代表火。陆羽将此三卦及代表这三卦的鱼(水虫)、彪(风兽)、翟(火禽)，绘于炉上。因其“‘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儒家阴阳五行的"中"道已跃然其上，纯然是“时中”原则的体现。陆羽以此表达茶事即煮茶过程中的风助火，火熟水，水煮茶，三者相生相助，以茶协调五行，以达到一种和谐的时中平衡态。风炉另一足铸有“体均去五行百疾”，则明显是以上面那句“坎上巽下离于中”的中道思想、和谐原则为基础的，因其“中”所得到的平衡和谐，才可导致“体均五行去百疾”。“体”指炉体。“五行”即谓金、木、水、火、土。风炉因其以铜铁铸之，故得金之象；而上有盛水器皿，又得水之象；中有木炭，还得到木之象；以木生火，得火之象；炉置地上，则得土之象。这样看来，它因循有序，相生相克，阴阳谐调，岂有不“去百疾”之理。第三足铭文“圣唐灭胡明年铸”，是表纪年与实事的历史纪录。但它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因陆羽的时代是著名的“圣唐”，圣唐的和谐安定正是人们向往的理想社会，像陆羽这样熟读儒家经典又深具儒家情怀的人，决不会只把这种向往之情留给自己，他要通过茶道(而不是别的方式)来显扬这种儒家的和谐理想，把它带给人间。从其所创之“鍑”（锅）是以“方其耳以令正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为指导思想这点来看，陆羽所具“守中”即儒家的“时中”精神，正是代表了儒教的治国理想。
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亦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和谐或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无论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还是陆羽的谐调五行的“中”道之和，还是斐汶的“其功致和”，还是刘贞亮的“以茶可行道”之和，都无疑是以儒家的“中和”与和谐精神作为中国的“茶道”精神。懂得了这点，就有了打开中国茶道秘密的钥匙。
文化的基本功能在转变风俗，亦即纯风化俗、德化民俗。而民俗、风俗都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所在，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俗风气往往可看出它有何等之潜力与前途。这就是儒家时刻不忘把醇风化俗视为职责的原因所在。
茶文化的兴起，对整个社会的醇风化俗之功效是显而易见的。仅唐代诸多茶学著作即可为证。据斐汶《茶述》，已充分彰显出当时较为广泛的饮茶风尚，并记录了具体的一些茶事风俗以及相关的诸多情况。
苏廙著《十六汤品》，进一步完善发展了陆羽茶道思想，倡导一种良好的茶风茶俗，特别强调了儒家“中庸”、“守一”、"和谐"、"完善"的茶道原则。《十六汤品》已经算得上是儒家茶风及其实践的体现。
《封氏闻见记》，封演所撰，此书对茶史作了爬梳剔抉，资料极为丰富；反映出饮茶兴盛于唐开元年间，特别是对《茶经》问世对整个社会的茶饮风尚所起的普及作用，作了明确而简练的概括。
刘贞亮的《茶德》，更是对后来的饮茶的风尚之形成，有直接作用。这从许多茶人都喜采用"十德"之说可见出。茶之十德，实为陆羽茶道精神的发扬光大，其主要精神是以儒家为中心的，十德为：1．以茶散闷气；2．以茶驱腥气；3．以茶养生气；4．以茶除疠气；5．以茶利礼仁；6．以茶表敬意；7．以茶尝滋味；8。以茶养身体；9．以茶可雅志；10．以茶可行道。
李肇所撰《唐国史补》，虽非茶叶专著，却对当时的茶俗茶风，有较完整而准确的反映，体现出《茶经》对这种风尚树立的首要之功。
杨华所撰《膳夫经手录》，阐述了唐代茶风兴盛，饮茶普及，茶业大兴的景况，并揭示了自晋以来茶饮普及的发展历程。
以上这些著作，一方面是茶对文化、风俗有重要影响的明证，另方面又是对《茶经》精神的高扬，并对《茶经》导引的良好的茶饮风尚有深刻的认识。
如果说著作仅是文人头脑中理论的反映，还不足以说明整个茶风的兴盛，那么，当时的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茶文化实践，则足以说明茶文化的宗教性道德功能的化民成俗之效了。事实上，不仅宫廷层面，茶风极盛，文人坊间更是风尚所及，无不受染。谓予不信，有大量诗作为证。茶诗在唐中期以后，迅速增多，文人不涉及茶，似乎反为不正常现象。再一个层面是市井乡间普通民众，底层人民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同样能够把握茶的高洁、廉俭、朴素、平和的实质。《茶酒论》对此有深刻论述。王敷所以要以民众语言说出茶酒之鲜明对照，并非平白无故，正是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民间已有茶风之普及，且民间也已受到陆羽《茶经》精神的影响。
欧阳修在其《集古录》中甚至记述了“茶肆”把陆羽当作神来祀奉的故事，李觏更是用“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富贵贫贱靡不用也”。记述了当时状况（见《盱江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谓"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几位大儒对茶之于风俗，所见略同。然而儒家茶文化又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其化民成俗之效呢？这就是儒家茶礼。中国自古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儒家又是最讲“礼”的。刘贞亮茶十德中“以茶利礼仁”和“以茶表敬意”，可视为儒家茶礼的核心。
刘贞亮尤以“礼仁”外言，而最得儒家文化之精神，孔子的“礼”，是“仁内礼外”，仁、礼二者是统一的。孔子提出，人如果不仁，怎么可能达到礼呢?“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从周公那套十分繁琐的标示血缘关系和等级差别的仪节规范和典章制度中，从已经僵化的形式后面，挖掘出一普遍的精神原则--仁，这是孔子的创造性。在礼与仁的关系展开中，礼应是表达仁的恰当形式。仁又是通过礼才能得到合适的表达，才是合理的。《礼记o仲尼燕居》说：“礼也者，理也”。《札记o乐记》又说：“礼者，天地之序也”。这就使儒家的礼从形而上的角度得到论证，也就是说，礼作为天道，成为门然而然的了。所以，我们只要看了下面《礼记，典礼》中的一段话，就可充分理解儒家之礼，在古人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敬”是儒家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客来敬茶，就是儒家思想主诚、主敬的一种体现。刘贞亮“十德”中所讲的“以茶表敬意”，“以茶利礼仁”，都有一个敬字的内涵。
在古代婚俗中，以茶作聘礼又自有其特殊的儒教文化意义。宋人《品茶录》云：“种茶必下子，若移植则不复生子，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故有取”明郎瑛《七修汇稿》谓：“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此外，王象晋《茶谱》、陈耀文《天中记》、许次纾《茶疏》等著作均有内容极为相近的记述，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茶为聘礼，取其从一不二，决不改易的纯洁之义。因此，民间订婚有时被称之为下茶礼，即取茶性情不移而多子之意。
茶被人们仰之为崇高的道德象征，人们对茶就不仅仅是偏爱，而更多的是恭敬，并引而为楷模。此时的茶礼，其内涵早已超出茶本身的范围而简直成为嫁娶中诸多礼节的代名词。《见闻录》载：“通常订婚，以茶为礼。故称乾宅致送坤宅之聘金曰茶金，亦称茶礼，又曰代茶。女家受聘曰受茶”。究其实，这是儒教的一种道德要求，即三从四德。显然，它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对妇女的不平等的道德约束，说到底，是把茶比作古代烈女一样，从一而终，各安其分。然而，尽管这种茶为聘礼的风俗其原义是为了宣扬儒家封建礼教，但从民俗角度看，仍有其积极意义。况且这种风俗发展到后来，人们也就逐渐淡忘了其原本肃穆的礼教，而纯然是作为一种婚礼形式，在一派喜庆的气氛中，也就无暇去追究其所以然了。江西农村，虽往日那般繁琐婚礼已大为简化，但迎亲那天在男女双方聘礼与嫁礼中，仍撒置茶叶，可见儒教古风犹存。江南婚俗中有“三茶礼”：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同房时“合茶”。有时，“三茶礼”也指婚礼时的三道茶仪式：第一道白果；第二道莲子、枣儿；第三道方为茶。皆取“至性不移”之义。可见儒家礼义之深人人心。
用茶叶祭神祀祖，在古代中国亦成为一种民俗。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梁朝萧子显在《南齐书》中谈到：南朝时，齐世祖武皇帝在他的遗诏中有“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矣”的记载。此前东晋干宝所撰《搜神记》有“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见鬼神，见恺未收马，并痛其妻，著平上帻，单衣人，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至于用茶作为丧者的随葬物，本世纪七十年代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古墓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这种习俗在我国不少产茶区一直沿用下来，如湘中地区丧者的茶枕，安徽丧者手中的茶叶包。安徽黄山一带人民至今甚至还有在香案上供奉一把茶壶的习俗，据说这是为了纪念明朝徽州知府，进京为民消命而设立的。这是充满儒教精神的行为。在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中，儒教讲究的是“慎终追远”。朱熹的解释是“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礼”。从哲学内涵看，这已不完全是一种儒家的孝道了。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既然作为儒教基本的道德目标的"孝道"，要求人们要“敬”、“无违”、“三年无改于父道”。所以被誉为“琼浆甘露”的茶，在其祖先的生前必不可少，死后又有什么理由能不陈供呢。况且茶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既为普遍爱好也是容易得到的。有一则民间传说，认为人死之后，在去阴间的路上有一条奈河，奈河桥畔，孟婆具备了一种茶汤，说是喝了这种茶汤，到阴间会忘记生前的一切事情，可以加速其投生转世。既然人们认为焚化纸钱、衣物都是为亡灵所用，可见孟婆的茶汤也都是未亡人所祭供的。为了纪念祖先亡灵，作为未亡人的后辈自然要勤供茶汤以及其它物品，不能疏忽大意。这里含有“慎终追远”的涵义，其追忆祖先应是其中的实质性内容。
我们说儒家茶文化有“化民成俗之效”是丝毫不过分的。因为儒家正是以自己的“茶德”，作为茶文化的内在核心，从而形成了民俗中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它对人们的思维乃至行为方式都起到指导和制约的作用。
茶与禅渊源深长，“茶禅一味”的精练概括，浓缩着许多至今也难以阐述得尽善尽美的深刻涵意。佛教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的传播等方面，其巨大贡献是自不待言；而"吃茶去"三个字，并非提示那提神生津、营养丰富的茶是僧侣们的最理想的平和饮料，而是在讲述佛教的观念，暗藏了许多禅机，成为禅林法语。“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历史上许多名茶往往都出自禅林寺院。这对禅宗，对茶文化，都是无法回避的重头戏。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逐渐形成的茶文化的庄严肃穆的茶礼、茶宴等，具有高超的审美思想、审美趣味和艺术境界，因而它对茶文化推波助澜的传播，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全面兴盛。
茶在禅门中的发展，由特殊功能到以茶敬客乃至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深层的原因当然在于观念的一致性，即茶之性质与禅悟本身融为一体。正因为茶与禅能融为一体，所以茶助禅，禅助茶，“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有如此巨大功能，决非仅由其药用性质的特殊方面所决定，正如道教最早在观念上把茶吸纳进其“自然之道”的理论系统中一样，禅门亦将茶的自然性质，作为其追求真心（本心）说的一个自然媒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中，这都是一个绝佳的无与伦比的自然媒介。它的无可替代性，正是禅宗能将其真正作为一种文化而大大兴盛起来的根本原因所在。
茶与禅的碰撞点，最早发生于药用功能中，但不同的是，它一开始便与禅门最基本的工夫--禅定结合在一块。而禅定正是其他宗派也注重的，所以就连最富神秘色彩的佛教密宗在其重要场合也无法离开茶。
在禅宗眼里，任何事物都与道相通。“一切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永嘉大师禅宗集·证道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六）这里，最关键的是一个“悟”字，如一味追求俗世行为，就会“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就正如求佛保佑的人，也是以-定的功利为目的，从而经常会成为悟的束缚。禅宗强调直悟门性，也就是对本性真心的自悟。
（续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