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人对“中国茶道”的理解
中国从古人喝茶喝到现代，喝出“中国茶文化热”了。人们发现因对“中国茶道”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难免“歧路亡羊”。
今人对中国茶道理解的分歧，追根溯源，源于中国古代唐人对“中国茶道”见解的不同。
“茶道”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唐代皎然和封演的文章。
皎然（约７２０—贞元末），俗姓谢，字昼，又字清昼。湖州长城县（今湖州长兴市）北杨桥人。“茶道”一词初见于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 皎然的“中国茶道”是“三饮论”：“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全诗收煞时画龙点睛：“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将茶事与“道”连在了一起。他对“中国茶道”的理解已触及到饮茶文化的深层次，即饮茶的义理、灵魂。他是有学问的茶僧，由“禅”入“茶”，引“禅”入“茶”，故能高人一筹，深入到饮茶的精神层面。这是陆羽及同时代的茶人所不可企及的。迄今尚无新的文字资料说明有谁比皎然更早一些使用“中国茶道”一词。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７４２—７５６）末年进士，著《封氏闻见记》１０卷，内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的“中国茶道”是指“饮茶”，包括茶的制作、烹煮及茶具，未言及茶理。他对茶道的理解是“形而下”，所言“中国茶道”与“中国茶艺”、“中国茶技”并无区别。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云：“古人嗜茶者，无如玉川子。”玉川子即中唐诗人卢仝（约７７５—约８３５），他继承了皎然的茶道思想，引“道”入“茶”，发展成为“七碗论”。此人会煎茶，会品茗，深悟茶趣。他写了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全诗３１句，行文洒脱，一气呵成，算得上古今最好的一首茶诗，诗中说饮茶的效果是：“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虽无“茶道”二字却紧贴“茶道”。
晚唐刘贞亮概括茶有“十德”，内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刘贞亮没明确提出“茶道”，而以“茶德”代之，“以茶可行道”仅是其一。他的“茶德”包括茶功、茶礼、茶情、茶理。刘贞亮的“茶德”诠释了“茶道”的思想要素，着眼于“形而上”，不包括“形而下”的“茶艺”或“茶技”。
无论皎然、封演，还是刘贞亮，都没说清“茶道”的含义。陆羽虽尊为茶圣，《茶经》７０００言中却无“茶道”二字。
唐人对“茶道”并无统一的理解。千余年里为啥无人去界说“茶道”？这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做学问多是直觉思维，悟而后得，不习惯于下定义并运用概念术语进行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只要挂上“道”，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就难免心慌气短、噤若寒蝉，连伟大的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谁还敢造次！
古人认为，“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便不可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表达“道”和说明“道”。一落言筌，便成有限，便不是那个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了。（李泽厚十年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不仅不敢去界说大“道”，即就茶中小“道”也不敢去界说，因为“道”无论大小都是“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绝不能落言筌。－－当然，“道”不能分大小，一分大小便不是“无限”的“绝对”的了。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原本存在，但无人去推敲。
检索今人对“茶道”的不同见解，大体说来也是如此：或者是“茶艺”加“道”，或者等于“茶艺”，或者等于“茶德”。 | 
